2015年1月8日，巴黎时间晚上19：00，距离《查理报》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34小时。共和广场和昨晚一样，又聚集起哀思的人们。广场上人潮涌动，秩序井然，大家以玛丽安娜自由女神像为中心点分散在广场各个角落，或点蜡烛、或唱着国歌、或只是静静地在哀悼，部分带头的年轻人爬上雕塑，手持标语“CharlieBerté”（查理，自由），作为昨晚那句已响遍全世界、向世人宣告法国团结的口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延伸，把查理和自由两个词结合起来，借全球媒体的卫星直播车，再次向全世界呐喊。

        正当我盯着前方的人群，有人小声说市长来了。转身一看，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Anne Hidalgo）和她的幕僚就在身边，十余人，小心慢慢地往前移动，一位披戴着蓝白红绶带的黑人官员很显眼。几位市民和市长打了招呼，拍了合影，人群没有因为市长的到来而骚动，大家仍旧跟着自由女神像前的年轻人一起喊口号。西班牙移民家庭出身市长脸显疲态，她刚刚拍板了巴黎自千禧年之后第一次大型跨年活动——凯旋门灯光秀，又要考虑在这座大都会遭受恐怖袭击后如何安抚市民情绪。

一

        伊达戈市长的祖父是西班牙共和党人，因西班牙内战遭受迫害逃难到法国，后返回西班牙时中遭逮捕、被判终身监禁。伊达戈的父亲留在了法国，成立了家庭。这位女市长是社会党人，在担任了巴黎市政府常务副市长13年后，2014年被选举为市长。

        出身普通的移民家庭而不是来自法国传统的中产或贵族家庭，用中国典故来说，可算是“鲤鱼跳龙门”。这样的龙门故事在法国本届中央政府中还有几个。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1982年归化为法国公民。中央政府发言人、妇女权益部部长娜佳·瓦洛·贝尔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出生在摩洛哥，后和母亲及姐姐一起来到法国，与在法国工厂工作的父亲团聚。还有韩裔女部长福乐尔·佩勒林（Fleur Pellerin），韩文名金钟淑，孤儿，被法国家庭收养，目前是法国中央政府文化与传播部部长。

        诸如这样的故事在法国政界还有很多。不管是讲“形式主义”的社会党刻意为之，还是这些移民出身的高级官员本身努力奋斗的成果，这些是移民奋斗史和社会融合的故事。可是就这么励志的故事，与刚刚同样是移民后代发动的恐怖袭击一对比，让站在共和广场上的笔者显得更沉重忧伤。此时巴黎的天空透彻清冷，云从低空飘过，广场上为死去的记者和漫画家们哀悼的情绪一波闪过一波，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巴黎的另外两件和移民有关的往事。

         20年前，1995年9月29日。同样在巴黎，也是在心脏地带，在塞纳河边的B号大线（RER B）圣米歇尔（Saint-Michel）站，发生了一场爆炸事件，两名属于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地铁站，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伤。

        两场恐怖袭击相似之处是，这些恐怖分子都成长法国，都来自郊区的移民家庭，都宣称效忠原属于法国殖民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以真主的名义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了恐怖袭击。

        另外一场同样重创法国社会的大事件发生在10年前。2005年夏秋之交，巴黎郊区，不是恐怖袭击，但也给法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的骚乱。主谋也是来自郊区移民家庭的年轻人们，他们对一切属于法国的存在物进行漫无目的地袭击，虽没有造成人死亡，但烧毁超过1万辆汽车、大量公共设施被损坏，被称为1968年学潮之后最严重的城市暴力事件。

        1996年、2012年在巴黎地铁和外省也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但上面三个时间节点的事件，对法国社会影响更大，组成了一条时间线，似乎成为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十年轮回。

二

      移民、共和、极左、移民、恐怖袭击，当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块，像是在法兰西这片自由大海里的一条条鱼，凶狠的、温和的、微弱的，和大海组成一道道风景线，忽平静壮美、忽疾风暴雨。然而，在这块自认为世界上最自由、以蔚蓝为第一国色的国度，现实世界没有思想世界那么自由浪漫，对未来的不安充斥在社会情绪中，有人还说“法国病了。”

        法国怎么了？

        问题仍要从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看似抽象的问题谈起。这两个脱胎于天主教精神，分别呼应法国国训中的“平等和博爱”。而“自由、平等、博爱”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骄傲、也成为法国社会、政府甚至是法兰西国民精神的血脉，骄傲到有时甚至有道德优越感的程度。

        普世主义在法国政府和社会的体现是废除奴隶制、防止种族歧视、政教分离、妇女平权、去殖民化，几乎浓缩法兰西从帝国到共和国各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和移民有关的普世主义应用，最重要的是政教分离。1905年通过的《教堂和国家分离法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教分离”政策，标志着法国正式走出拿破仑时代的政教协定，确立了法国政府是代表国民维持公共秩序、行使公共权力的代表。教会从功能上脱离了公共生活，作为独立的文化协会进行运作。

    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在政府中政教分离、在社会制度中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政教分离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立国之基。这对法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即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干预政治，这种“不能”也是绝对的、全面彻底的。近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穆斯林妇女头巾问题，以及穆斯林移民子女教育问题，都是依据这条原则进行立法。虽然有言论认为在右翼政府执政时，有借政教分离排斥移民之嫌，但这仍旧是历任政府任何涉及宗教的政策首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也成为国际社会和法国穆斯林社群对法国社会造成误解、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

         人道主义要外交和内政两个角度理解。有言论批评奥朗德政府，一改之前的不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对非洲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武装干涉，认为这是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不然，奥朗德政府是左翼政府，左翼的执政战略中有一项不能动摇的就是“人道主义”，这里的人道主义是超越任何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而法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发动的袭击，仅出于保护平民的、在道义上的救援。

        内政中的人道主义是和普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移民问题上，主要是让移民，无论是否已加入法国国籍，都享有部分公民权，这部分公民权，最大一块蛋糕是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生育和家庭补助。这些福利虽然为法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也成为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以生育和家庭补助为例，法国老龄化明显，为鼓励生育，设立生育和家庭补助，生得越多，补助得越多。再加上免费教育和医疗制度，这意味着家庭无需担心孩子的几项大负担。

        这隐含了既可成为红利，稍不小心又随时变为“炸弹”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经济发展足够迅速，这些多生的人口会转为人口红利。而当法国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移民，尤其是低技能移民，在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力或者机会为家庭争取收入来源时，会转为以多生小孩作为维持家庭运转的主要办法，这个办法和越穷越生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时，成了法国穆斯林移民社区“生生不息”的催化剂。

        法国每年会发表人口报告，这两年说法国人口出生率高于其他西欧国家，但是新闻中并没有像往常对其它事件一样高呼，其实有难言之隐的，这个隐就是前几年，这些人口增长，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社群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不是传统社群的人口更新，这些增长的人口，在现实中是教训多于红利。

         法国的法律规定不能进行种族识别。因而我们无从考查移民的种族。但从来源地分析仍可以看出端倪。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移民是法国最大的两个移民社群，1962年分别占移民人口的78.7%和14.9%，但从1975年开始，这个比例发生了快速扭转，到1999年，分别占移民人口的44.9%和39.3%。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移民，成为法国移民人口增长的最快的三个来源地。到2006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分别为69万和63万左右。而这几个国家，除了是法国旧殖民地以外，还属于伊斯兰世界。

三

        移民人口虽然蓬勃壮大，但在融入法国这个既自由又保守的社会，仍旧存在非常大的困难。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有三个：移民融合机制的设计、歧视以及街区隔离。

         法国虽然在尊重自由、也从普世主义出发尊重文化相对论。但由于这个自由的假设前提是“法国”这个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各种自由，这里说的自由，是没有主义的，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共和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单列奉为上尊也有这个思想。因而法国社会和政府认为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的前提，自然是要求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文化。因而对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以及政策设计是归化和整合，而不是像美国已经形成成熟的多元文化。但移民不是从小就接受法国教育的国民，对这个哲学思想的理解并不能到位。

         社会学讨论的歧视主要来源于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中形成了人际间的恶意或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要么来源于刻板印象，要么因为习惯或行为的不合形成，一般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但日积月累，会对歧视与被歧视双方都形成更深的刻板印象，间接影响公共舆论，又影响政治。法国民间的歧视来源于法国国民本身的优越感以及部分移民生活习惯不同于法国传统社会习俗造成的冲突。近年在移民研究中关注的歧视，则主要是来自于公共部门的歧视，比如对移民的政策歧视、服务态度的歧视等等。后者才是对移民真正造成心理阴影的主因之一，巴黎及法兰西岛各省警察局移民居留证服务处的服务态度即是一个颇遭移民抱怨的问题，这种抱怨往往就被理解为歧视。

        街区隔离问题是前些年讨论的重点。法国从战后到80年代，建新城和小镇，满足城市扩张和进城人口以及移民的需求，政府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在这些新城小镇以及一些地价较低的地方修建了社会住宅，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公租房。

        这些公租房和传统的法国住宅不一样的地方是，传统的住宅街区是和老城连接的，而且是小幅、点状的扩张蔓延，社会住宅和中国目前的住宅小区建设类似，是大规模、成片的开发，且是脱离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主城区的。这在社会层面会造成一个后果：隔离，并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移民融合的变慢。

          隔离一定程度了缓解了各种因为日常生活习惯不同带来的摩擦和矛盾，但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即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进程变慢。因为同街区、同公寓的生活，即使是摩擦和冲突本身就是学习社会规范的过程，一旦这种学习被隔断之后，移民同质性高的街区，使得移民从迁出国带来的传统习俗，包括宗教习俗，保留得更为坚固和顽强。对于移民青少年来说，若其社会化过程在这种隔离的街区进行，加上外在的污名化标签，带来郊区暴力、偷窃、抢劫这类治安问题。

        在讨论完法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以及移民融入的主要问题之后。还缺一个触发这些暴力问题的导火索。那什么是导火索？那就是移民和法国传统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危机和失业。1945-1975被誉为法国的黄金三十年。那时法国面临战后重建，世界范围的工业化也在升级换代，法国赶上了好时机，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财富、城市化、文化都蓬勃增强，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也正是这个时期因为本土劳动力短缺，从旧殖民地输入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那时的法国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是充满挣钱机会的时代，移民问题都还没有成为问题。但是，请客容易送客难，这些移民来了法国，安营扎寨、生儿育女，再让他们回到母国，第一代可能还有根的情节会返乡，到了第二代已经基本不可能，他们已经是法国人、接受的是法国的教育。再当法国产业转型、经济向下，阶层流动减慢时，这些移民人口，主要是工人阶层的子女，即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又没有机会挣钱，还要受到歧视。他们会怎么办？

         直接的一个后果是近年法国伊斯兰教信仰群体的快速扩张。法国清真寺的数量从1965年5座，到1985年的900座，然后剧增到现在的2200座左右 ，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信伊斯兰教人数迅速增长，到2010年左右已经210万右，另一些统计则认为有超过300万。穆斯林社群的信仰代际传承比传统社会和其他移民社群更坚固，来自北非地区的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继承伊斯兰教信仰比例达到70-80%。

         再当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复兴和原教旨主义抬头时，在法国社会形成的这些问题与历史上民族、殖民等因素造成的恩怨混合在一块，加上尚没有完善的机制和法律制约和解决这些问题，而极端组织又抛出橄榄枝，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行文至此，恐怖袭击还在持续。法国政府已经把这场连环袭击视作战争。舆论关注此次恐怖事件后法国社会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有些在巴黎的新闻评论员做出先知般的预言，认为法国就此会向右走。笔者不敢妄下定论，因为左和右的标签不是法国社会的根本，上面说的“自由、平等、博爱”衍生出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才是这个国家运作的逻辑，从这个逻辑看法国社会，左和右的符号并不重要。

        作为旁观者、旅居巴黎的局外人，我想的是，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这两天的地铁里应该到处是手拎大包小包、刚从打折的商场血拼回来的人们，脸上是愉快的表情；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可能笔者此刻坐在巴黎郊区93省的某家电影院中，和郊区移民们一起看着正在热映的某部电影；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那些漫画家会继续用他们继承自法国大革命和1960年代左翼运动的嘲讽精神，为经济危机中的人们带来更多坚守法式自由思想的慰藉。

        一切没有如果。“战争”已经开始。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01-10/1007730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