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是看得见的人，“鹿晗”则是摸不着的神，迷鹿晗的人在行动中实现了符号崇拜和信仰，完成了本由宗教完成的功能。

“鹿晗”粉丝狂热与娱乐宗教化

原载 | FT中文网

作者 | 陈振铎

10月8日，在中国国庆长假最后一天的中午12点，鹿晗在新浪微博上宣告同关晓彤恋爱后，短短时间内引起鹿晗数百万年轻粉丝（主要为女性）的震荡，甚至导致微博短时故障。短短一天工夫，这条帖子已收获近500万个赞，粉丝们各种自杀倾向、自残传言以及复杂情绪出现在舆论中。

很多中老年人和“80后”通过这次事件才知道鹿晗是谁。其实，粉丝们之前展开的“一心一亿，一鹿有你”微博行动，已经使得鹿晗的一条微博评论量破亿，创微博至今以来最高评论量，也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景点”。这背后除了现象级的娱乐传播外，也带来滚滚财源。据媒体2017年数据，鹿晗以收入1亿8160万元居范冰冰其次，成为中国收入第二高的明星。

但除了这些表象外，我们要问，为何会出现破纪录的舆论效应？粉丝群体为什么会出现外人眼中的各种极端行为？最吸引迷妹的偶像为什么是鹿晗而不是陈冠希、陈学冬或者黄晓明，也不是又被鹿晗抢了头条的汪峰？

一

若要给这群创造了种种现象级行动的粉丝做主观速描的话， “90后”、“00后”年轻女孩、形象打扮清新靓丽、性格乖巧安静礼貌是一些共性，放到大街上并无显眼之处。GQ记者何瑫较为简练精确地呈现出了鹿晗粉丝狂热的关键机制，他在以《每个帝国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丝帝国》为题的文章中，描绘了一个拥有“严格纪律”和 “常人难以企及的行动力”的粉丝帝国。

何瑫跟访了解女粉丝为何喜欢鹿晗，共同回答是“长得实在太好看了”、“眼神纯净”、“先是被精致面容吸引，进而为个性着迷”、“谦虚、有礼貌”、“说得少、做得多”、“不喜欢出风头，低调，无私，照顾队友的感受，把机会让给别人”。

“但好看并不足以构成她长期追逐鹿晗的理由”，“关注一个明星和成为他的粉丝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只有为偶像持续付出过，才算得上真正的粉丝”，“粉丝喜欢偶像，就会想尽办法争取亲眼见到偶像的机会，但很多鹿饭却更愿意做个‘舔屏党’”， “性格害羞，去人多的地方会犯尴尬症，更喜欢‘默默支持’”，“能远远地看他一眼，我们就很开心了”。

对于资本来说，这是完美型消费者，但粉丝显然不关心资本要从她们身上吸多少钱。文章中描述“粉丝们肩并肩地挤在一起”，“必须要支持他”，“得让路人知道，我们鹿饭有多么强大。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话，一定是很强大的”，“单条微博评论数突破一亿条”，这“也是鹿饭们的纪录”。

该文还提到，“十几个身形瘦弱的女孩……扛着镜头近半米长的单反，相比这些几万元的装备，巴掌大的手机有些拿不出手”。而鹿晗生日时，粉丝买礼物“其中有几样东西是专门飞去德国买的”，“因为国外东西比较便宜”。

鹿饭、鹿骑、朝鹿、唯饭、饭圈、脱饭、粉头、手幅、应援，各种行话也应运而生。它自然形成了封闭系统，即使艺人系统中，鹿晗暂时站在了金字塔顶点，但在粉丝系统中，等级是扁平化的，资本和粉丝连接的纽带是产业通过鹿晗创造的符号“鹿晗”。粉丝消费的不是鹿晗本人，而是产业共同生产的符号“鹿晗”，所有的行动者以“鹿晗”为中心点，以互联网为枢纽组合社群，共同形成了粉丝狂热现象。这其中，要回到以韩流文化为基础的美的生产，迷、性幻象、个人权力、社会亚文化对传统宗教的替代等机制思考。

二

资本主义体系中美的生产是有机制的。霍华德•贝克尔在《艺术界》中，呈现了西方艺术品生产的机制是如何社会学式地形成的。模特出身的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助教阿什丽•米尔斯，在其《美的价码：时尚模特的生产》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对美的生产作为一种符合特定社会期望的行动规范来理解这个机制。

鹿晗身后的粉丝经济模式，是讨论得已经较彻底的韩流文化。韩国在民主化之后，宗教开始复兴，公共言论逐渐自由，社会得到解放，这种大环境使得对人性的审视和抒发得到了空间，使得继承了美国和日本衣钵的韩国演艺产业成功本土化，并形成了独特产能，带动艺人学校、公关传播、造型、舞美、音乐制作、美容等各方面，成为更精准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业协作。而婚恋作为禁忌、CP，本身属于这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韩国SM公司旗下EXO男团走出的中国艺人，除了鹿晗以外，吴亦凡、张艺兴、黄子韬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基本也是同一模式，年少开始经历魔鬼训练、各个环节经历好莱坞娱乐工业式的精心包装，取悦互联网新生代年轻女孩。而这些人，在中韩关系起伏、韩国明星在中国的演艺活动受到影响后，开始主导了中国年轻韩流女粉丝的关注度和吸金流量。

除了艺人外，经纪人是偶像经济的关键。具体到鹿晗来说，他身边的高苏尧以及杨思维、陈洁等人的团队，是其回中国发展后成功更上一层楼的两个要素。前者是鹿晗的少年伙伴和私人助理，从各种报道中可以看到，他作为鹿晗的亲密伙伴，为鹿晗在事业中提供了同伴支持。杨思维以及有美国CAA中国分公司经历的陈洁等人组建的团队，在好莱坞和东亚的联系、产业跨界和造星能力上经验丰富，是“鹿晗”这个符号塑造的关键一环。鹿晗的粉丝管理权力也不单单在经纪人手上，而是通过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即粉头，在贴吧等网络空间进行分权式、开放式和自治的社群管理。

互联网在这些环节中，是加速器和重新洗牌工具以及场所，它扩大了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广度，让原来那种通过传播方单方面进行的成本巨大的宣传和说服，以分众的方式获得了指数级的效应。

三

“迷”对于个体来说是幻象。集体性的“迷”，则是狂热。对于狂热的研究，中文世界中讨论最多的是勒庞的《乌合之众》。虽然这本书揭开了在单人或者小范围时属于非常安静理性的个体，在集体迷思形成后变得不能自主的狂热背后的社会心理学机制，但勒庞的偏见认为只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才发生该现象，不能完全解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人为何也会染上这些狂热。这就要从偶像崇拜和中国社会现状等方面来看。

偶像崇拜可以被认为是古老的图腾崇拜的当代版。后者把特定物、前者把特定符号作为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东西来崇拜，但无论哪种，性幻象都是崇拜的关键要素。男性宰治的农业和工业社会，把传统的男性幻象作为崇拜符号，而到了平权的偶像消费，符号崇拜是高度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中性化必然成为一部分人的需求。中国偶像崇拜进入鹿晗、王俊凯等艺人时代，代表流行文化进入中性化潮流。

这其中，中国女性的地位是较高的，比较有自我权力也有影响力，女性公开主张自我权力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多。对于“60后”、“70后”，要集体公开喜欢这么一个可能在部分保守势力看来是“不男不女”、“小白脸”的中性风，是可能会遭受指指点点的。

这部分是中国上世纪革命的副产品，宗教也一样。中国未经历西方社会的宗教革命，宗教、国家和社会三者间没有形成共进式互动。但是，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进程，中国化的佛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各种地方信仰的形式表明，没有形成西方那种强大的宗教传统，使得中国少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进程。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作为20世纪社会革命强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用一种不是最激进但也非常强势的手段，对中国的社会传统，包括传统的男权和宗教，都进行了革命。

但不管通过哪种革命，神性的需求始终在那里。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压制了通过传统宗教体现的神性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塑造自己的信仰体系和偶像体系，替代了一部分对信仰和偶像组织，再加上社会的封闭性，让这套独特的社会体系得以内部循环了几十年。

但开放之后，这套没有自生力、只靠政治在支配和维持的体系变得分崩离析，部分衰弱的宗教变得娱乐化，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后，各种亚文化成了替代产物，这时，只要一种文化生产有足够的情感感召力和高度的社群化，宗教化就是结果，娱乐也变得宗教化。

“身处集体中，鹿饭们抱团取暖，相互感动，生发出一种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味的崇高感”。GQ报道中的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绘了这种现象在于集体性。鹿晗是看得见的人，“鹿晗”则是摸不着的神，迷鹿晗的人在行动中实现了符号崇拜和信仰，完成了本由宗教完成的功能，演唱会、微博集体行动等粉丝活动，都是仪式的一部分。

人们把心灵转向传统宗教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苦难。当代中国社会没有百年前的那种涉及生命危险的苦难，但转型时代生活遭遇的种种压力和不平，传统宗教无法成为出口，让人把娱乐作为消解苦难的良方。经济不景气、房价高企的“口红效应”，让新一代把消费力转移到自己喜爱的事上来。而迷妹宅文化的背后，也看到了街区不便利、实体与虚拟公共空间自由表达的局限。

正如GQ报道里提到的“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

行动者各方交互、共同塑造的社会性超级幻象“鹿晗”，借娱乐这个相对安全、而且是人性基本需求的“场”，把中国表象的、潜藏的各种要素，借年轻一代偏好的方式全部调动起来，在宗教娱乐化的时代实现了娱乐宗教化。它既是经济自身推动的产业革命，也是无法通过社会革命改良自身境遇的一代的反抗和主张。没有人有资格嘲笑它，因为娱乐这时和文学艺术宗教一样能抚慰人心。“十年相依，终身红魔”，鹿晗那条评论过亿的微博帖子，或许是这场娱乐宗教化运动最好的注脚。

本文原载于FT中文网：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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