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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振铎

原载 | FT中文网

 

 

中山大学校方撤销该校王牌专业“社会工作”本科招生引发的争议,从5月7日起持续发酵。随着学校行政管理方莫衷一是的反馈、校友联名公开信、专业创办人蔡禾、社工教授张和清的回应,以及外围众多中大师生校友在互联网的讨论,在张和清讨论问题的文章被微信公号平台以“违规”名义删除后,此事件陡添敏感性。

 

一、事件背后的双线

 

中大专业大调整是中大内部一系列事件的升级。这些在现任校长罗俊2015年1月到任施政后出现的冲突,主要以南校区拆迁改建美式大草坪、安装“对教学实施全过程监控”的摄像头、课堂教学“十不准”等非常强硬的大学治理措施引发的争议为节点,引发了公共讨论。

 

作为局外的观察者,不熟悉中大内情,很难看到各事件全部实情。比如南校区某历史建筑物美式大草坪新方案和生物多样化的旧园到底孰是孰非,监控教学和“十不准”的真实意图如何,还有这次撤销专业,到底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的“改革”,还是因部分校友说的因为招生总量受国家控制、为保珠海校区招生、东拆西凑的无奈之举,暂时未知。

 

而笔者看到,集改革者、搅局者、强硬官僚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理工思维校长的“改革”,挑起的争议是中国整个大学改革进程矛盾的缩影。同时,这些已经显现在公共舆论场的冲突,已清晰形成两条主线。一条是理工科思维的校长借权力推行的强势改革,与文史哲悠久传统的大学旧生态的冲突。一条是大学内部初步形成的“学术独立自主”共识,和官僚化行政管理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功利主义的冲突。而这两条线索,又因为“精英大学”的身份汇集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口。

 

黑石屋

 

二、借行政权力推行的校长治校

 

第一条主线中,罗俊是关键线索。这位自称在防空洞了做了30年研究的引力物理学家,从2015年调入中大时,被年轻一代称为“男神”,到此次事件在舆论中形成的强势、不尊重师生的形象,才三年不到的时间。

 

罗俊2015年9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短文,可以说代表了他的大学治理思路。文章以《出思想是文科最高标准》为题,既赞扬中山大学“自由、包容、开放 ”的旧气质,但也提出文科要正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要以“入主流”、“立潮头”和“走出去”为具体策略,提升中大的层次。虽然他所言的入流,是所谓的国家大战略和大问题,而不是欧美一流大学所追求的基础理论创新。

 

在上述各起事件中,从舆论可以看到,该校长显现出强势和独断专行的行政官员身影,和他在文章中提的这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而澎湃新闻近日发布的一则关于罗俊谈为什么要改革专业的报告视频,也证实了这种观感。

 

虽然在视频中,他提出“部分专业雷同度高、设置随意、部分教授反对专业调整是维护教授个人利益”,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场专业改革中,混淆学科和专业的区别,试图以学科替代原先的专业格局,显然又走入另一个误区。比如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同属社会学学科,却由于分别是研究型和职业型属性,又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培养性质,混淆在一块,反而会影响了人才培养。

 

若说这还属于学术争议,那么此事件中该校长的强势,是引起各方不满的另一原因。比如从各起争议事件中官方的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他借用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推行他作为校长的意志。即使作为学者的罗俊,或者作为校长的罗俊,有其力图改革的积极一面,但这些想法有没经过充分的辩论达成共识?有没有按照学者和校长的身份去和师生沟通?如果没有,自由、包容、开放去哪儿了?

 

在中大校友圈传播的一首赞美罗俊的“诗歌”,也反映了校园官僚政治中罗俊的另一面。这首题为《激情的报告、进军的动员——听罗校长报告有感》,作者署名为伍金春,发表于第350期中山大学校报,提到 “罗俊校长作报告,高瞻远瞩水平高”、“校长报告把心掏,雄心壮志激情烧”、“校长报告很重要,贯彻落实要记牢”。

 

一个以改革者和“大学校长”面貌出现的人,允许这样的“诗歌”出现在官方校报,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孙中山1923年12月21日在怀士堂发表演讲

 

 

三、“野生”自由发展的暂时结束

 

第二条主线中,一方面是接受了初步学术独立自主教育的新一代,在互联网上掌握了部分传播话语权,以自己的权力表达意见,以此对抗不尊重他们意见的权力。除了活跃在互联网空间里具备专业水准的文章外,还出现了以“罗校”为主题的表情包,比如“你完了,罗校说你读的专业没前途。”这些都戏剧化了冲突。

 

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互动”中,除了蔡禾和张和清,其它教授的声音很难听到到,这与前几年中大人文社科学者在公共空间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在整个中国层面中,大学受到的管控日趋严紧,但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级的精英大学,人才、经费丰裕,生源质量高,教学和研究的自主性相对较大,不像一些普通大学和地方学院一样,整个教学和研究都被行政牵着走。一般的专业设置、资金分配也能下沉到院系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头上,专业自主权较大。这种“野生”的发展,为部分站在学科领域前沿的学者主导研究和教学带来一定优势。

 

在这个阶段中,中大社科学者借理论的优势,实现了学者的“社会干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东毗邻香港、处于开放前沿、“南都系”媒体本部在广州等地缘优势,使得一部分活跃的社科学者,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传播等跟社会问题接近的专业的学者,在本世纪初大学融入全球化初期、自由发展的阶段,获得了理论研究和田野实践的天然机遇。

 

这其中,除了中大学者和优秀学生与“南都系”的关联外,在乌坎事件被敏感化之前,中大政治学系、新闻传播系等专业的师生在其中形成的专业性介入,还有社工专业和香港同行共同在广东地区的探索,都是有学界“社会干预”的特征存在的。

 

这种干预随着意识形态收紧而萎缩,刚开始是风靡一时的“公民社会”逐渐禁谈,后来演化为这批先锋学者在公共空间中逐渐少言。在中大内部,这以当年政治学系某位负责人在2014年左右成为副校长为标志,成为转折点。

 

这意味着一群要在“野生”中探索学术的青年学者被“规训”,也就是“体制化”。而中山大学此次撤销专业的危机和教师们的失声,是本世初开始到近年,这个属于学者学术的“野生”自由时代的暂时结束。

 

四、教育市场化与大学等级化

 

中山大学事件后面的这两条主线,需要放到1999年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背景中去理解。这场改革中,主导者在制度设计上、从源头上建立了公立大学,尤其是部属精英大学,作为在高教生态体系内部至高无上的“巨无霸”,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并从排行榜、制度、预算、校友评价等途径强化了该结果。

 

这种改革既具有美国化特征,又以双重名义出现。首先是朝前看,以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创新,其次是往后看,以“溯源正本”、回到所谓的民国大学之源。

 

但问题在于,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真正的世界一流,还是英美定义的排行榜一流,或者是中国官员想象的一流?所谓还本溯源,有没意识到,民国阶段原西方大国的办学,有殖民的可批判色彩存在?

 

此外,讨论大学问题,一般会想到挂在大学头上的“行政级别”帽子,虽然这套本当用于官员晋升和行政机构资源分配的行政序列,嫁接在大学之上的本意,是保障大学资源分配和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的一时之举,但在教育市场化的阶段,变成了很难摘掉的帽子,并演化成了“等级化”问题。

 

笔者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本身面临的问题中提到过:“等级若限于官僚化的行政体系,应用到考核官僚本身,有韦伯所说的科层官僚制理性化的合理之处。但是,用到旨在自由创造、探索未知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就大不一样了。学科和专业的归属,应根据学术规律分工或结合,而不应出现官僚化的三六九等。目前高校去行政化,停留在校方各级的官僚头衔怎么配、教授能不能决定校务等问题,遮蔽了等级这一根本性问题。”

 

教育市场化,本应该置于大学自由自主这个真理之下,行政应该只是配合和服务于大学的自主自由,但目前的现状是,行政带来的等级化,使得本该自主自由的高等教育,头上还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左手是主宰师生命运的权力,右手是市场化的各种指标——他们通向更高权力所需政绩以及留“名”的工具。

 

 

格兰堂门前的灯座底部,原有的英文已被凿去。

 

五、一种可能性的平衡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尊重大学的自由平等和包容、还大学以办学自主权等共识外,笔者认为,需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以“院系调整”为名的高等教育改革,到1999年前的中国高等教育进行思考。

 

当时全盘苏化背景下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级的公立大学、行业专门学院、中高等学校互相分工的高等教育系统。笔者在欧洲看到,该教育体系并不只是前苏联产物,也是当时欧洲大陆普遍的高教模式,虽然目前被中国舆论否定,但在民主化以及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改革背景下,各自分工各专业,已经为欧洲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人才培养体系。

 

若把这段历史放到欧陆与中国的比较视野来看,当时的那套教育体系,设计之初的设想及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没有正面和革新意义,显然是有制度创新的意义和遗产在的。比如把原来尤其是美国教会大学为主的模式,变成不同层次的教育组织共同协作,更世俗化,以及更共和式的高等教育体系。

 

而在中国,因为政治运动,1950年代的改革已被政治化和悲情化,更因“苏维埃”和“僵化落后”,通过专升本、学院升大学、高校裁并等一系列改革,天然偏好研究型的“大学”,将这套本可以研究型、职业型、技术型等互相独立又可以配合的体系扁平化,改革激进、代价大。

 

显然目前再退回去也不太可能,但如何在大学这个大帽子之下,尊重各个学院的差异与优势,继承这些遗产,不单以行政偏好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指标、大学偏好的研究等刚性考核来推动发展,形成学院自主差异化发展,并允许一定的竞争存在,逐渐形成大学内部研究、职业和技术等不同属性专业和学科相互平等配合的系统,这是中山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界可以探讨的问题。

 

 

 

-END-

 

 

本文原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文内图片及说明均引自维基百科,FT版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561?full=y)。欢迎订阅微信公号《边城记》(Dea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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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铎

陈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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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铎为法国中欧城市学会召集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研究领域为中国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区,微信公众号:Dea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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